他们甚至因此指责林肯是种族主义者。
因此，善治应该是法治德治并存，民主集中结合。人人平等和人人自由的观念是从传统到现代而逐渐传播开来的，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决定了民主制度的设计。
如果选择是非此即彼的，风险规避者会选择法治和民主，风险喜好者会选择德治和集中。然而，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没有社会主义特色。我们必须首先证明社会主义共同自由价值的正当性，然后进一步证明党导民主制在是最契合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25]施特劳斯毫不隐晦地宣示西方文明的危机。美国共和党之所以将施特劳斯抬到共和党革命教父的地位并非真是因为他对共和党有很大影响，而是因为施特劳斯的观点刚好符合共和党的政治需求，即政治、道德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
下文将详细论证：党导民主制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民主制，与资本主义的党争民主制相对应，党导民主制的正当性就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正当性。[17]缺少美德支撑的民主政体正是当代很多国家党争民主制运行的现实。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还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性政治都是党导民主制。
社会主义必须在充分吸收第一波现代性成果基础上弥补第一波现代性之不足，建立起宪治的、法治的和民主的，以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相结合的共同自由为价值的现代社会主义。[79]马斯洛的人本主义主张肯定地看待人及其潜力，强调发现并发展人的更高的天性。[70]由此可见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第二波现代性建立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现代性，追求实现实质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非第一波现代性中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孟德斯鸠的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则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市民社会（经济社会）是伦理的丧失，表现为特殊性。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是革资产阶级的命。马克思超越了一般私法将财产权当作个人意志对物的支配权利的成见，深刻揭示了财产权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本质。第一波现代性之后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的党争民主制，第二波现代性之后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党导民主制。党导民主制与党争民主制之争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党争民主制是社会主义宪治与资本主义宪治之争。
现代的财产权制度把人类的大多数人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59]变成了无产阶级。立宪党导民主制 当然，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党导民主制有沦为党主制甚至专制的危险，这也是酿成文革等灾难的主要原因。由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以第一波现代性建立的美国政治制度被很多国家所效仿，洛克的契约论和分权理论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至于人们将普选和三权分立式的党争民主制当做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典范，甚至视为唯一选择。福柯等人的自由属于此类。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仅仅是经济绩效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领导党内部，党中央集权。
党导民主制的轴心是共产党，外围是民主党派和其他团体。施特劳斯因此在其《古今自由主义》中提出：真正的自由人今天最紧迫的责任莫过于要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perverted liberalism），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
事实上自由主义几乎必然地走向唯法律主义。换言之，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前提假设是个人的公民美德，能够终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主义主张个体至上，个人的利益是行为选择的决定因素，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存在四种危险：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的四大考验，存在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由此，理性具有两大立法权：知性为自然立法和理性为自身立法。葛兰西指出，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6]，服务于公众并获得公众的支持是国家合法性的根源。
相反,黑格尔将特殊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相统一、将道德和法律相统一，来实现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统一。卢梭在自由和平等的道德基础上以公意原则建构了道德共同体。
如果说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那么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否定，社会主义是对封建专制制度之否定之否定。法治是底线，德治是理想。
这就决定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假设不应该是点思维（要么恶要么善），而应该是区间思维（从恶到善），由此决定了法德共治的正当性：法治主要抑恶，德治主要扬善。资本主义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
第三，阶级性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本质之一，但意识形态领导权却不是以阶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普世价值的形式出现。而这也就是领导权的危机或整个国家的危机。但是施特劳斯有意忽略了另一个以社会自由和共同自由为目标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是超越了古典政治哲学、建立在现代性之上的德性政治思想谱系，即由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谱系。与卢梭不同,黑格尔并不排斥特殊性原则。
[16]也就是说，孟德斯鸠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基本相同：政体是否优良不在于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在这些实际活动中，从事实际业务的人不断地与生活和自然界的事实保持接触。
基于多值逻辑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是改良式的，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改善人性：抑恶扬善。[62]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的历史化，马克思既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由的假象，也揭示了与它相关联的正义的假象。
立宪虚君制多采取党争民主制和权力相互制衡机制，实质上也是立宪民主制。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社会主义中国挨骂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治理模式是法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治理模式是法治与德治并存。……三权分立和大众民主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相对成熟的民主，因为民主只有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才被认为实现了它的目标。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建构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理想国。党争民主制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党派迎合个体的欲求，是个体利益的汇聚，不同党派迎合不同群体的利益。
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资本主义自然包含自由和平等价值，法治是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而公正可以说是任何文明国家标榜的。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缺少美德支撑的民主政体会有什么后果呢？美德不复存在时，野心便侵入能够接受它的那些人的心中，贪婪则渗人所有人的心中。似乎有一个人类的终极价值，一个全人类努力争取的远大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先天地判断一个人的本质，一个人是否善是通过其自身的努力来证明的。中国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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